当前的跨境电子商务贸易过程中，市场准入、交易归属与管辖权等政策监管层面的争议持续存在，审查交易真伪并进行支付结算方面的困难也在业务实操中有所体现。

1）信用信息风险

（1）企业信用风险

现有的国际诉讼、调解、商事仲裁等争端解决框架受到跨境电商本身碎片化、高频次、零售属性凸显、买卖双方归属与管辖权划分复杂、贸易主体无法识别并追溯等因素的限制，难以在跨境电子商务争端事件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2）知识产权风险

知识产权风险除了会导致库存积压外，部分情况下还会使跨境电子商务企业成为知识产权人诉讼索赔的对象。理论上来讲，构成知识产权侵权的跨境电子商务产品需要平台和卖家共同承担责任。但近年来从诸多判例来看，平台并不会为此担责。这就意味着卖家需独立承担侵权后果，导致了平台和卖家利益的分离。

因此，跨境电子商务企业入驻的平台越多，面临侵权的风险越大，在规模较大的平台遭遇知识产权纠纷往往也会波及其他平台相关产品的销售。

（3）信息安全风险

区别于传统的国际贸易模式，跨境电子商务是基于国际互联网、电子商务平台等先进电子信息技术而生存和发展的。电子信息技术成为跨境电子商务基础服务的同时，计算机和互联网的信息安全问题也成为参与跨境电子商务的外贸企业必须面临的重要风险。

信息安全的风险主要来源于计算机和互联网系统软硬件的兼容性与稳定性。由于计算机和网络软硬件更新换代周期短、升级频繁，整个跨境电子商务运行的软硬件基础包括互联网服务、电子商务平台、网络支付结算系统以及企业本地操作环境等都存在着各个软硬件品牌、型号、版本混杂共存的情况，各种兼容性问题、设计漏洞甚至是系统崩溃很难完全避免，从而导致了企业跨境电子商务业务的中断，甚至是交易信息和支付信息的丢失和泄露。

（4）信息不对称风险

在委托代理关系中，跨境品牌代理电商对被代理品牌货源具有较强依赖，商品的制造、检验等均由品牌商负责，多数跨境品牌代理电商是从品牌商处直接获取商品，对质量并没有把控与质疑的权力。即便跨境品牌代理电商质疑货物的合规性，也只能强行上线商品。

2）运营管理风险

（1）物流风险

随着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国际物流模式逐渐从大批量、低频次进化为小包裹、小批量、髙频次，如国际邮政、海外仓、边境物流专线、国际快递等。跨境电子商务物流揽件特殊，常伴随丢包率高、运输时间过长等运输风险。从国际物流政策变动来看，国际物流模式和货运政策的蝉变滞后于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政策修整也非完全契台跨境电子商务发展方向。

《国际货物运输法》规定责任主体限于承运人、进出口收发货人、货运代理人，但从消费者角度出发，丢包的直接责任主体在于跨境电子商务企业，现有的相关国际法缺乏对于跨境电子商务监管责任的认定，丢包责任难以定位，各主体互相推诿，跨境电子商务运输隐患难消。

当前国际物流规则的修订以传统贸易为基础，传统贸易模式下承运人负主要责任，但在跨境电子商务模式下，境外跨境电子商务企业、境内服务商等都包括在物流体系中，均承担了一定的物流风险。

（2）滞销风险

近年来，每当临近销售旺季，囤货滞销风险事件的发生频率就有所上升。

（3）支付风险

从国际支付政策变动来看，传统的汇付、托收、信用证支付方式与跨境电子商务新型国际贸易模式之间存在断层。进口电子商务支付方面，中国进口电子商务支付主要依赖支付宝、银联，在“无现金化“和移动支付方面已走在世界前列，但“中美电子支付争端案“绝非个案，进口电子商务支付体系与国际支付规则间仍未全面契台。

出口电子商务支付方面，当前从事跨境电子商务贸易活动的出口企业多依赖于第三方支付机构、中国境内银行机构等方式进行跨境支付购汇与跨境收入结汇等跨境支付结算活动，但这一业务的活动过程中极容易出现交易违约行为、灰色交易、外汇资金沉淀等等症结。

（4）汇率风险

在跨境贸易中，汇率是一个重要的影响要素，在销售完成之后的跨境结算环节，中国企业还需要应对汇率波动的挑战，汇率变动不仅会影响到跨境电子商务的利润、成本、资金等，也会带来跨境电子商务经营的汇率风险。

据统计，目前有40%的电商对汇率风险仍没有充分认识，20%至30%的电商已对汇率带来的风险有所认识，并开始逐步了解汇率变动风险，已经在做汇率避险的电商仅有10%至20%。可见，整个跨境电子商务行业对于汇率风险尚未有充分的认识和防范。

3）网络结构风险

（1）入驻平台风险

对于同时铺开多平台销售的企业来说，能否在一开始就制定一个协调、高效的平台选择和团队管理方案，以及做好后续的跟进工作，是决定企业经营的成败关键所在。而对于逐步增加平台数的企业来说，每增加一个平台就意味着打破一次原有的平衡模式，是对企业内部经营、产品销售的一次重新洗牌，需要进行适度的调整使企业的运转重新回归平衡状态。

若缺乏充分准备就盲目增加入驻电子商务平台，可能会造成企业内部人力资源缺乏、资金流转不畅以及团队管理混乱等情况，对企业内部的平衡造成巨大破坏。

（2）代理关系风险

一方面，信息不对称为一些劣质境外品牌乃至虚假境外品牌创造了鱼目混珠的条件。另一方面，一些品牌虽然拥有十分优秀的品牌号召力、市场跨度广，但在中国并没有长远的战略设想，也未对中国市场形成清醒的认识，对于与这些类型品牌代理关系的建立，中国电商应当持谨慎态度，否则很可能使得构建旗舰店的投资真正成为沉没成本。

跨境品牌代理电商往往需要从零开始建立销售支持系统，进行人员培训，乃至进行产品策划等。正是这种前期开发市场的巨大投入与艰苦开拓，使得劳动成果的保有对于代理电商格外重要，关系到资金回笼等一系列问题，“为人作嫁衣“、“中途换马“的担忧时刻存在。

4)政策监管风险

产品标准、检验检疫等关卡是国际商品进出口所必不可少的环节，各国相关标准宽严不一、时有变动，跨境电子商务企业与平台也可能因为这些标准之间的差异及其变动遭受损失。从国际通关政策变动来看，有关国际贸易通关的政策是各国海关协调进出口贸易、维护本国贸易利益的权衡结果。

国际贸易法规政策造成的跨境电子商务经营风险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①各国贸易法规差异。出口电商在未熟悉目标市场相关法律法规之前，跨境经营存在较大风险和隐患。

②产品质量追溯主体的认定。跨境电子商务生态系统作为经济转型的新引擎，本身运作存在诸多薄弱环节，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相关法律和管理参差不齐，而跨境业务又涉及多方主体，产品质量追溯存在较大困难和不确定性。

③代码和条码机制固有缺陷。输入条码和代码的物流记录方式极易被复制，违法者只需在某个终端输入复制的完整条码和代码，就能形成全部的物流信息，给合法经营的跨境电子商务企业和平台带来了巨大的维护自身权利隐患。

当前中国政策监管造成的跨境电子商务经营风险则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①税率。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的单笔交易和个人年度交易限值设定为人民币2000元、20000元。关税新政要求跨境电子商务进口产品按一般贸易商品进行通关，给跨境电子商务经营带来较大风险。

②检验检疫。2016年，中国消费者网购的保税进口商品总额为256亿元，近1/3是食品。国家质检总局监管政策出台较为滞后，为保税进口模式下的跨境电子商务检验检疫工作带来难度，给跨境电子商务经营收益带来不确定性和风险。例如，跨境网购产品属“个人行邮物品“，其清关检验检疫责任主体不在平台，导致难以消除质量溯源风险。

③跨境电商经营正面清单。正面清单出台后，跨境电子商务企业在经营品类和清关对策方面必将倍感掣肘，例如牛肉等牲畜类食品被排除在正面清单之外，进出口商和生产制造商的进入门槛再次增高，为跨境电子商务平台、企业和潜在进入者均带来了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和风险。